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城市與文學的相互造就,需要作家們更熱切而敏感地投入

时间:2020-02-25     作者:汪荔誠   阅读


■嘉賓:楊揚(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、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)

■采訪:汪荔誠(記者)


金宇澄的《繁花》《回望》、王安憶的《匿名》《長恨歌》……一座城市與它的文學,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。城市文學,以一種文化標記,把一個城市的品格凸顯和凝聚起來;同時,一座城市的人文建設,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本土作家的思考和創作,也有著綿綿不絕的浸潤式影響。


“在今天的城市化進程中,不能單單將注意力集中在城市的生態指標、經濟指標和環境指標等硬性指標上,還應該關注人文城市的建設和發展,沒有安全、健康、優美的城市人文,這樣的城市建設多多少少是有缺陷的。文學藝術在人文城市建設中具有積極的建設性作用。”著名文藝評論家、上海戲劇學院副院長、上海作家協會副主席楊揚在接受本報記者訪談時這樣說。


文匯報:您是國內較早思考城市化與審美關聯問題的學者,您曾經在《城市化進程和文學審美方式的變化》一文中提及,上海這座城市對于中國近現代文學創作影響深遠。近百年來,風格多樣的雜志、大大小小的出版物、各類文化藝術機構云集上海,孕育了很多文學人才。那么,進入新世紀以來的城市對于作家創作有了哪些新的影響?您所關注的城市化與文學審美問題,有了哪些新的看法?


楊揚:我最初研究中國現代文學,慢慢涉及到當代文學問題。對于什么是中國現代文學,一直有很多說法,我覺得最簡潔的表述應該是上海的文學崛起。因為在中國文學史的漫漫長河中,上海一地幾乎沒有標識度,只有從近現代開始才成為關注的對象。而上海這一現代都市輻射之下的文學,有一種獨特性,形成了城市與文學這樣的研究課題。


相比之下,“城市文學”這個概念是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文學批評中提出的,這可能與當時中國的城市化再度起步有關,但當時的情況是城鄉對立,差異巨大。作家、批評家盡管都想往大城市跑,但主要興趣不在城市化問題上,而在文學形式問題、方法論問題,不像今天,中國的城市人口已經大大超過了農村常住人口,有一大半的人住在城里,城鄉一體。我們看今天的年輕作家,農村生活基本不熟悉了,寫農村生活寫得好的,非常之少。相反,城市生活是熟悉的,從打工仔到大學生,從白領精英到漂洋過海的留學生活,從官場沉浮到商海競技,大量呈現于文學作品中,這是前所未有的當代文化現象。這說明文學的表現中心在轉移。從文學史角度來看待當代文學這些變化,我的感覺是,城市造就文學的時代到來了。


在當代文學發展階段,上海文學盡管有顯示度,但有一個階段不是作為城市文學,而是作為地域文學存在著,也就是說,上海文學與河南文學、浙江文學、東北文學沒有根本的差異,類型上是相似的,都在述說著相同的社會問題,口徑幾乎一致,審美上體現不出鮮明的城鄉對照。


但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之后,情況發生了變化,燈紅酒綠、物質生活以及懷舊情調等,突然在以上海為題材的作品中集中呈現,帶動了審美觀念的改變。敏感的評論家和研究者感覺到其中的一些特點和氣質,與上世紀二三十年代以上海為中心的某些文學書寫有異曲同工之妙。理論研究上,李歐梵的《上海摩登》以及本雅明的一些論著對這一時期也做了研究。


文匯報:您曾經指出,近20年來,“新成長起來的作家大多是都市生活的產物”,城市對于作家創作產生的影響,比過去任何一個時期都要明顯。那您認為,城市人文建設對于文學品格又有著什么樣的影響?


楊揚:我們今天來談城市文學,尤其是在一個疫情圍逼城市的嚴峻時刻,關注城市的人文建設,不是要轉移嚴肅的話題,或風雅一番,實在是城市人文建設非常重要。現代城市,有人文與沒人文,就像有靈魂與沒靈魂的差異一樣巨大。人文就相當于一種文化標記,能夠把一個城市的品格凝聚和凸顯出來,成為行事規則和價值行為的共同標準。這不是單靠拼經濟指標就能解決的,需要有一種共同的社會認同基礎。我們今天的城市化進程是不是到了這一階段,這是城市文化理念中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。


強調城市文學對作家創作的塑造作用,但不要陷入城市主義的決定論陷阱中去。城市文化是多元多樣的,具有巨大的包容性。我們去虹口的景云里,看到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、葉圣陶、馮雪峰等文化名人的故居,讓我們不得不思考,為什么這么多文化人會云集到上海來。這當然是上海的人文環境,能夠容納他們。上海的文化底蘊,至少在文學上與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魯迅、郭沫若、茅盾等文學人物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。這是一種歷史文脈,談城市文化一定要關注這種文脈,這對于我們理解城市文化,包括城市文學,是有參考價值的。換言之,城市化進程不僅僅要推高經濟指標,而且在文化、文學上,也需要有相匹配的創造力。


文匯報:隨著城市的更新發展,城市作家在文學表達上也進入了前所未有的豐富階段,對此,您覺得有哪些特別值得關注的現象呢?


楊揚:從理論上說,越來越多作家意識到不能復制和停留在原有的現代水平,應該有屬于新世紀的變化和現實感。單從小說創作看,王安憶的《長恨歌》和金宇澄的《繁花》是大家比較熟悉的,其他像陳村的長篇小說《鮮花和》、王小鷹的《長街行》、孫颙的《風眼》、王周生的《生死遺忘》、陳丹燕的《上海的風花雪月》、唐穎的《阿飛街女生》等,都是從各自的角度,表現著上海這座城市的生活。


談城市文學一般都會注意北京、上海這樣的城市,其實,城市化過程覆蓋整個中國,各地都有體現,作家的反應是千姿百態的。有時候,文學給人以夢幻與想象,但有時文學也是破除夢幻的清醒劑。好的城市文學,讓我們觸及城市化進程中那些尖銳而敏感的東西。破除了一些人將城市化簡單理解為高樓大廈、燈紅酒綠的物質生活夢境。城市化是一種歷史過程,歷史發展到這個階段,就有這個階段的問題和特征,尤其不能靠粉飾和虛幻來維持城市文學。


費孝通在《鄉土中國》中說,中國的鄉土社會是熟人社會,靠血緣和家族制度維持;而城市社會是陌生人的世界,靠社會契約和法律來規范。五湖四海的陌生人來到大都市尋求生存和發展,每個人都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。這些天南地北不同文化背景的東西,如何在城市文學中得以呈現?上世紀二三十年代的上海和北京有過這樣的體現,魯迅、茅盾等都曾滿懷熱情地予以關注和評價,甚至強調所謂的鄉土文學,也是離開故土,移居城市之后的某種鄉愁記憶。相比之下,今天一些作家、批評家對城市文學的關切和熱情程度,是有差距的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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