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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人席慕蓉:旁觀者、旁聽者和親歷者

时间:2019-09-17     作者:何肆   阅读

詩人席慕蓉 - 副本.jpg


借《我給記憶命名》出版,見到了席慕蓉女士。說是一場小型記者問答會,更像是中秋節前一次愉快的下午茶。在席慕蓉下榻的酒店,幾人圍坐,伴著人文社出品的精致月餅,完成了動情的漫談。

《我給記憶命名》是一本回憶之書,這本書是從席慕蓉年輕時的日記中摘取的人生片刻——從年少時得到的一本日記本開始,席慕蓉就養成了以書寫來整理自己生活甚至生命的習慣。在這本回顧之書里,她打開歲月珍藏的寶篋,誠摯地與讀者分享她的記憶圖冊。青春的色彩被完好保存在日記里,未曾褪色。

回望年輕時日記里寫下的詞句,席慕蓉落了淚。并不是因為韶華逝去而嘆惋,淚水中或許皆是歲月賦予的感慨。

她說自己的身份是旁觀者、旁聽者。她是成長的旁觀者,在這份自己記錄的“旁觀日記”中也意外地找到了自己人生的某種預言。

自1989年踏上內蒙原鄉,席慕蓉的身份又多了一重——是故鄉的旁聽者。第一次踏上故土創作了《父親的草原母親的河》之后,她把更多的創作時間放在了書寫原鄉上,她變成了故鄉的使者和草原文化的書寫者。

距離那場“席慕蓉熱”已經過去多年,一代代讀者是否仍然在詩人的抒情詩里徘徊流連?而詩人卻說自己從未躺在盛名之上,她對盛名甚至是懼怕的,于是用自己的方式堅持成長。

雖然已經年過七旬,聽力和體力都不如壯年,但席慕蓉身上仍有一種向上的力量。她從容直面衰老,當起了“老學生”——把精力投注在更廣闊的學習之中。


“不要忘記這個時候”


問:這本書名叫《我給記憶命名》,整理了您年輕時的很多日記。

席慕蓉:是的,請你翻到第三頁把第一則里這句話念一下吧。


問:“也許要到我有一天老了的時候,翻開這兩本日記,該怎樣好笑呢?”

席慕蓉:(忽然落淚,花了很久平復心情)小時候的日記里這么寫,其實也沒有特別的意思。當時肯定沒想到,我怎么可能把日記本留到老的時候。可是,“老的時候”,就是現在啊,看到這本日記,反而是哭得不行。人生啊不能預料。

我有兩個身份,除了席慕蓉以外,好像在沒有回到老家之前我是席慕蓉的旁觀者。我從小過日子,經常會告訴自己——“不要忘記這個時候”。比如我從小在香港生活,初中一年級要到臺灣來。我記得馬上離開香港的傍晚,我一個人走過修頓球場,那里是我童年的地標,我跟自己說:“席慕蓉,你要去換一個新生活了,你要記得現在。”我還記得那個路燈照著我穿的短裙子,照著我的影子,我看著我的影子跟我說,你不要忘記現在。這可能就是我在旁觀自己的生活吧。

等到了臺灣,經常有一些時刻,比如讀大學的時候,可能夏天跟朋友一起到太魯閣去玩,我也會跟自己講不要忘記,要把它記起來,所以就開始寫日記。


問:所以日記一直提醒您不要忘記這些時刻。

席慕蓉:日記也是我的朋友。

因為小時候就是跟著父親母親到處走,因為戰爭,我們輾轉四川、南京、上海,每個學校都只念一兩年。到香港的時候我不會說廣東話,進去也找不到朋友,好不容易用五年學會了香港話,又到了臺灣。

我是一個沒有朋友的插班生,人家已經讀初二了我才來,功課跟不上是一回事,交不到朋友啊。那是少年時候很強烈的一個感覺。我當時以為是自己有什么缺點吧,所以交不到朋友。那個時候不懂,其實別人不是不喜歡你,而是不需要新朋友了。

再小的孩子也知道父母辛苦,不會和父母傾訴。有了日記本以后,我就說給日記本聽,日記變成了我的朋友。而寫日記的時候是跟日記說話。再大一點我還寫了詩,2012年我還把自己第一首寫在日記本上的詩影印了,很亂七八糟的一首詩,給大家看。


問:這些日記本能保存到“老的時候”也是很不容易啊。

席慕蓉:因為是我的朋友嘛。小時候的幾本日記都好好地留著,多虧了我的母親。我兩個姐姐比我先出國。那時候我母親已經養成一個習慣,給每個孩子準備一個小藤籃,不方便帶出國又舍不得丟的東西,媽媽幫我們收起來。我姐姐是聲樂家,她留下了一些樂譜和錄音帶,我二姐留的是日記,我出國前把幾個日記本留在了小提籃里,回來媽媽完好地還給了我。我知道我媽媽為什么會想幫我們留東西,因為她自己的東西都沒有留下來。


初中那堂課種下了尋根的開端


問:看到您1959年寫的第二則日記里面,有一句話是“我的終生之憂已獲解脫”。怎么理解“終身之憂”呢?

席慕蓉:年輕時候的日記還真是我書寫的見證人。那時我的詞匯很少,我想“終生之憂”就是我當時的困惑吧。人跟人之間單獨相處很容易變成好朋友,但是一個文化在跟另一個文化的群體相處的時候,卻可能會有得自教育里面的偏見和成見。這成了我當時的“終生之憂”。

我以前一直不覺得跟漢人有什么不一樣,我跟我的朋友都處得很好。直到初中二年級的地理課,老師傷了我的心。那堂課上,老師只是出于好玩,為了提振我們聽課的情緒,開玩笑一般把一個游牧文化解釋成非常偏見的說法。

那天我全班同學都回頭,大笑——“有個蒙古人坐后面”。同學和老師他們只是覺得那是好玩的事情,可對我來說并不好玩。所以我回來在日記上寫了這件事。我在家庭里面所受到的教育,和我在課堂上所受到的教育對這個文化的解釋天差地別。我想也許“終生之憂”在這里吧。

不止是我,后來我問過很多和我一樣在臺灣的來自內蒙古的同學,他們也一樣在地理課堂上有過這樣的經歷。后來我猜測,可能是這些地理老師在大學的時候都上過同一門課,課上有老師開了這樣的玩笑。一個老師可以影響到那么多班的學生,那么多班出來的老師影響到整個臺灣那個年代的教育。而那位老師絕對沒有去過蒙古高原,絕對沒有研究過游牧文化,他是道聽途說的。所以教育這件事情可以變得可親可善,也可以變得很恐怖。

所以我的“終生之憂”大概就是后來我寫的一首詩,我說如果我們單獨地相遇,我們可能可以成為一生的摯友,可是為什么當我們融入群體,卻成為永遠的仇敵,而且這個仇敵還是不自覺的。


問:所以,這四十多年您一直不斷探訪蒙古高原,是否也和這堂課有關呢?

席慕蓉:我覺得真的很可能,初中那一堂課種下了一個尋根的開端。

因為那原本是一個特別溫柔的地理老師,還會唱歌,聲音很好聽。但是那堂課他突然間變了,用那樣惡劣的態度來說另外一個民族,讓我很受傷。我把自己的憤怒寫在日記上,可是我現在才知道,自己當時更多是無能為力。那時候自己沒有知識、沒有能力,就算我父母給了我很多好的教育,但那是不夠反駁老師的。

那種無能為力感持續了這么多年,一直到我回到老家。即使中間我斷斷續續看了關于蒙古高原和游牧文明的東西,也還是不夠。只有站在那塊土地上,人才突然間明白——大自然才是原文。這也是1989年我第一次回到原鄉看到草原時的感慨。我相信每個人他跟他的族群是有關聯的。


“故鄉”課堂里遲來的旁聽生


問:站在原鄉的土地上,您感受到什么?

席慕蓉:走上草原之后,我還弄明白了另一件事,為什么我的父母在年老之后很少提到故鄉。等我回到老家才知道,他們丟掉的是怎么樣的一個故鄉——他們丟掉的是那么大的故鄉,那么大的高原,那樣的山河,那樣的文化,那樣的遺傳。我才懂得那個回憶對他們來講,其實是很殘忍的。他們為了讓日子好過一點,想和自己前半生的記憶做了斷。想想看,現在就算不小心丟掉了一個好看的小首飾,都會心疼得很,但他們是把整個故鄉都丟了。

等我回到老家以后,我就有了人生中的另外一個身份——旁聽者。


問:您當時寫了一首詩《旁聽生》:在“故鄉”這座課堂里/我沒有學籍也沒有課本/只能是個遲來的旁聽生。后來這30年間您認真研究蒙古文化,經常到蒙古高原去,這么多年過去了,對于故鄉來講,您還是旁聽生嗎?

席慕蓉:我不會母語,我不能閱讀母語,其實我還只是旁聽。雖然研究了這么久,但是我這個旁聽生也就是東抄西看這樣的。之前有人讓我去就蒙古文化做演講,我起了個名字是“我所知道的蒙古文化”,主辦方說這樣講有點無聊,不如直接叫“蒙古文化”。可我說,我絕對沒有資格講蒙古文化,只能講“我所知道的”,我離真正透徹地了解蒙古文化還差得遠,我還是旁聽生,只是稍微多寫了一點東西。我還有很想要做的事情,比如去找牧馬人,跟著牧馬人走了五年。


問:您后來一直在寫有關家鄉的詩,包括近年也在寫英雄的敘事詩,您會覺得自己身上有一種使命嗎?

席慕蓉:說到寫英雄敘事詩,可以講一講我和葉嘉瑩先生的一段故事。我從2010年就開始發表英雄敘事詩《英雄噶爾丹》。葉先生看到之后打電話語氣非常急地問我,你為什么要寫這么一首詩?她說很奇怪,跟你從前的詩不一樣,葉先生希望我繼續寫我的感性的抒情詩。

那時候我也說不出來為什么,自己就是想要寫一個失敗的英雄。我寫的英雄噶爾丹,是一位失敗的英雄,可是失敗的英雄也是英雄。后來葉先生建議我多寫幾首,我也是這樣想的,我就研究了蒙古秘史,寫了《英雄哲別》和《鎖兒罕失剌》。鎖兒罕失剌其實不能算英雄,因為他沒有什么戰功,可是他是年輕的鐵木真的救命恩人。

這三首寫完以后,葉先生還說不好。這本書里我記下了我們的交流。我和葉嘉瑩先生解釋,這些詩是我非寫不可,以前的創作,是詩歌來找我,然后我寫出來;現在這些英雄組歌,是我自己去找這首詩,我想要把這些英雄寫出來。葉先生說,那就寫吧,是值得的。

葉先生很有名的一句話是說“寫詩和讀詩是生命的本能”,她后來大概覺得這些英雄組詩是我生命的本能,說了這樣的話。我想好啊,就不害怕了。后來我就一直寫,又寫了一首長詩叫《英雄博爾術》。后來遇到很多貴人,包括遇見了齊邦媛先生,她也鼓勵我寫英雄敘事詩。但是她對我的成績非常失望,她也是用了很多時間來告訴我應該怎么改。我有時候想,現在這個世界上怎么還會再遇到這樣的老師?所以我想我就繼續寫吧,以后的日子多把時間放在我的英雄敘事詩上。



“席慕蓉熱”盛名曾讓我害怕


問:您剛講了自己是成長的旁觀者和故鄉旁聽者,想問問您親歷者的部分。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,在大陸讀您抒情詩的讀者非常多,掀起了“席慕蓉熱”,作為親歷者或者說當事人,您如何看待當時的“席慕蓉熱”呢?

席慕蓉:其實我不知道為什么會“熱”,我只是覺得這讓我開始有點害怕。我有一種悲觀的看法,總是覺得,別人給你這么多,也會給你拿走,盛名是別人給你的,也可以拿走,所以我不能把它當真。

當時有人勸過我,說席慕蓉暢銷到這個程度,你可以辭職不用去教書了。我心想還是要以教學生畫畫作為職業啊,因為我很喜歡,我覺得我跟年輕的學生一起畫畫,這就是我要的,才是我的本業。說出來別人可能都不信,從年輕到現在,詩歌都是我的興趣。我不能說我不喜歡暢銷,我只是不敢把它當真,我要繼續做我的事。我最開始的詩集《七里香》《無怨的青春》《時光九篇》,都是我在安靜的晚上自己寫的。


問:您是擔心在盛名之下,您寫的詩會和以前不一樣嗎?

席慕蓉:剛開始的盛名是讓我害怕的,我就是想努力躲開這種。我覺得盛名不可靠。可是如果你一直寫下去,那就是你自己要寫,要對自己負責。所以我讓自己安靜下來,讓自己好好做該做的事情。

中間我有十二年沒有出版詩集。不出書的十二年,也是告訴自己,我努力過自己的日子。但我的努力沒有什么好值得夸耀的,我把自己稍微按捺一下,去畫圖,去開畫展;中間我回老家,遇到父親過世。十二年里我在寫詩,但沒有發表。十二年之后出版《邊緣光影》的時候,我打開來看,嚇壞了,原來這十二年都在寫,原來詩就是我自己。把十二年里面的詩放在一起我才明白,我還是要寫,因為詩就是我。何必因為其他的影響,把我給消滅掉?我不需要消滅我,我只需要保持我。


問:采訪開始的時候,您讓我們每個人都大點聲,說現在聽力有點衰退。您會擔心衰老這件事嗎?當衰老擺在面前的時候,您是怎么面對它的?

席慕蓉:衰老已經在我面前了。不知道我的右耳還是左耳絕對是退化了,我每年來大陸一次,去年那位朋友跟我說的話,我都聽得見;今年他低聲的我就聽不見;再過一年,我更聽不見。原來這是很好的測驗,我一年一年在退化中。我已經有一個膝關節是人工關節了,我有一個朋友說得好:“挺好,換了一塊馬蹄鐵,又可以在草原上多跑幾年了。”

我當年40多歲回來蒙古高原,覺得自己已經很老了。現在才知道那個時候真是不管怎么顛簸都無所謂。現在如果到草原上,我還是不累,但是我在臺北過個十字路口我就累了。

雖然年紀大了,但我現在對學習的熱情一點都沒有減少。之前我女兒回來看我,想在我書架上翻翻小說解悶,結果找到的都是教科書。我現在在研究歷史,現在有一種“大歷史”的觀點,主張把人的歷史和自然的歷史放在一起來看,我覺得很有意思,一直在研究。

我想,衰老的是你的身體,你可得聽它的話。但我在想怎么在學習上面當一個老學生。前幾天就這個問題問了一位教育學學者,他說正是這種不是為了任何目的而進行的學習,才是無用之大用,才會有那么大的愉快。我覺得作為一個老學生,雖然我的記憶力不如以前,好像我的理解力,比我年輕的時候好多了。


詩人簡介:席慕蓉,祖籍內蒙古,生在四川,童年在香港度過,成長在臺灣。臺灣師范大學藝術系畢業后,赴比利時深造,1966年以第一名的成績畢業于布魯塞爾皇家藝術學院,專攻油畫。出版有詩集、畫冊、散文集及選本等五十余種。曾任臺灣新竹師范學院及東海大學美術系教授,現為專業畫家,亦是內蒙古博物院特聘研究員及鄂溫克族、鄂倫春族的榮譽公民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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